（作者系华安基金投资研究部高级总监 杨明）

　　2008年之后暴露出来的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问题，我认为其根源是三个红利的消失。

　　第一个是人口红利的消失。之前人们认为人口红利消失的主要影响在供给面，即劳动力短缺问题；但事实告诉我们，人口红利消失所影响的主要方面是需求面。因为劳动力的减少，在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这样的长周期内，是可以通过技术进步、资本投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弥补的。但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消费需求的降低却无法弥补——机器人可以代替人劳动，却不能代替人消费。

　　第二个是追赶红利的消失。战后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都有后发经济体快速追赶的案例。先是日本和西欧经济的快速修复和追赶，然后是亚洲“四小龙”、韩国以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全球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差不断被填平，这种落差势能转化为增长动能的过程正在不断衰减。这从本质上看虽是好事，但是会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

　　第三个是公平红利的消失。战后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立在二战前后美国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基础之上。彼时，美国经济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对分配关系进行全面干预，从而降低了收入分配差距，并造就了中产阶层的崛起。但是这个过程到新一轮全球化开始后，全球竞争导致了资本话语权大幅提高，结果分配关系开始恶化，并最终导致生产过剩、消费不足的问题。

　　上述三个问题曾相互交织，一个红利的逐步消失也可能被另一个红利的崛起而掩盖，现在终于到了三个红利均出现衰减状态的阶段。第一个红利的消失无法克服，只能通过创造出更多的消费热点来进行缓解；第二个红利的消除则意味着需要开发更加落后的地区或者国家；第三个红利是最有希望出现扭转可能的，不过这需要制度变革。在全球化的时代，让资本变得节制非常困难，即便出现英国“脱欧”这样的极端抗争形式，事实上也未必有用。

　　但是切记，资产价格的上涨并不是对未来有信心的表现。其实，资金争夺安全的债券，以及现金牛股票，还有不断回升的金价，都显示出市场的恐惧。在我看来，这种恐惧的本质是：在资本相对过剩且日益严重的趋势下，那些现在仍被当成财富的金融资产，实际上已经丧失了代表真实财富的资格。

　　值得警醒的是，这种真实价值的消灭会让谁来承受，现在尚未揭晓答案。而在2000年科技股泡沫破灭后，事实上第四次科技革命引发的调整大周期已经到来。自那以后，由于房地产泡沫、债务泡沫，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相继出现，这个调整要求被不断推迟。面对这样的全球环境，中国正通过改革来努力提升自身的实力。改革的重要性也因此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