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对结构调整与去杠杆的一点思考
2014-01-13 08:49:53 来源: 上海证券报 字号:

  结构调整和去杠杆是当前两大热门宏观经济主题。结构调整的本质是提高效率。目前对于中国而言这蕴含着两个层面的要求:其一是大幅降低资源与能源消耗,大幅降低对环境的破坏,即提升对物质和环境的使用效率;其二是提高技术水平,推动中国产品的质量和功能,推升中国在价值链上的位置。去杠杆的问题则集中在地方政府负债和国企负债上,市场认为这两个领域债务负担已经过度,未来面临清偿力问题。

  但是,这两大问题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却并没有清楚地得到阐述。通常的观点是,两者是同一关系,结构失衡导致了杠杆高企,去杠杆就是调结构,调结构也会导致去杠杆;一个少数派的观点则认为,两者是对立关系,结构调整需要移杠杆来完成,单纯去杠杆会导致结构调整难度加大。

  我们用资本产出比来显示效率问题,用债务占GDP比例来显示杠杆问题,把两者结合起来看。以美国为例,1965-1981年,资本产出比不断爬升,但负债率保持稳定,表明这个阶段投资效率不断走低,好在投资并未依赖债务扩张;1982-1987年,资本产出比转为走平而负债率迅速攀升,表明这个阶段投资对债务的依赖加大,好在投资效率稳定;1988-1998年,资本产出比和负债率都保持稳定,经济经历了一段繁荣的“新经济”时期;2000-2008年,资本产出比和负债率都大幅飙升,表明投资效率大幅下降,而且投资对债务极度依赖,之后我们便看到了2008年的大危机。

  2009年以来,美国资本产出比逐渐回落,负债率高位走平,表明投资效率从低位回升,但对于债务的依赖还非常大,美国经济仍然面临着巨大的调结构与去杠杆压力。但是,美国当局采取的“移杠杆”政策奏效,大量私人部门的债务被逐渐转移到公共部门,站立在政府信用这个更为强大的信用基础上,从而赢得了时间;私人部门去掉债务后可以轻装上阵,重新焕发创造财富的活力。所以,美国未来的前景还是光明的,分歧只在于经济增速是会更快些还是更温和些,但陷入日本式长期低迷的风险很低。

  从美国的经验可以看出,最严重的情景,就是资本产出比和负债率同时大幅走高,而中国在2009年以后,恰恰陷入了这样的险境。2009-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的高企,和2011年至今的GDP增速连续下滑,使得资本产出比迅速爬高;而四万亿之下连续几年的信贷高速扩张,导致负债率迅速攀升。所以,当下的局势应该说是危险的,中央提出要有“底线思维”,防范出现下行过度或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是无的放矢,而主板市场的跌跌不休、估值奇低,也不是毫无道理。

  但是,我认为中国的情况还是有特点的,并非全然是险境,可以说挑战与机遇共存:一则,中国的私人部门总体负债率很低,尤其是居民和非国企部门,这是创造财富的主力,本身也蕴含了大量的财富,他们活动的效率也比较高。如果能够让这个部门成为扩张的主力,则能够降低资本产出比,即便同时有负债率的上升,也是合适的。

  二则,中国政府的负债绝大多数属于生产性债务,包括铁路、公路、港口、机场、通讯、能源、城市基础设施等,形成了支撑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公共资产。这些资产通过低价甚至免费向社会提供服务,形成了对使用者的隐形补贴。在前期政府债务大幅扩张、资产也大幅扩张的阶段,推高了负债率与资本产出比。但这种隐形补贴的存在,有利于刺激使用者经济活动加速,从而在后一个阶段推低资本产出比。至于负债率能否降下来,则要看政府收入、公共产品定价以及利率的情况。

  三则,中国的资本产出比提升,与房地产扩张密切相关。一方面,房地产在建成后提供的效用在GDP核算中被大幅低估了;另一方面,房价虽然高企,但2010年以后基本上建立在自住需求上,居民杠杆率很低。由上,这个领域虽然推高了资本产出比与负债率,但细看下来问题没有那么大。

  从以上几个特点出发,中国面临的机遇就在于,在资本产出比和债务率高企的倒逼下:

  1、推动汇率利率市场化、金融自由化,大规模建设有组织债券市场,实现债务融资领域的金融深化。这把新增债务资金更多地引向具有较高效率的企业和个人,使得新增债务建立在较低资本产出比上,同时也会因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而相应降低债务资金的增速。另外,真实利率恢复均衡,也将有力地遏制房价过度上涨,降低房贷增速,降低资产泡沫风险。

  2、推动以多层次股权资本市场的建设,通过大规模建设有组织的股权融资市场,实现股权融资领域的金融深化。这在直接降低了债务率的同时,通过市场筛选方式,引导资金流向更有效率的投资项目,从而降低资本产出比。

  3、改革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理顺公共产品的定价,引入民间资本,政府更多地采用采购服务的方式,从而消除不必要的隐形补贴,体现公共产品的合理价值,更好地实现公平与公益、持久供给与当期负债之间的平衡。

  4、打破行政垄断,将更多的经济领域向竞争性环境转变,由此提高既有资产的使用效益,同时驱动更多有效投资的产生。

  5、以混合所有制为方向,引入民间资本,推动国企改革。这一方面可以直接降低地方政府和国企的负债率,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既有国企资产运营效率,从而驱动负债率和资本产出比双降。

  6、改革地方政府考核导向,降低地方为无效GDP而举债的倾向。

  倘若以上几点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实现,那么中国不仅能够实现资本产出比和负债率的双降,而且在企业、公共产品、金融、地方政府治理几个方面的完善,将把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获得长远发展的新动力。

  新一届中央领导和政府就位以来,改革的决心不断宣示,改革的动作大幅提速,以上各点都在取得显著的进展。因此,我们认为,当前甚至未来一两年,虽然还处于应对严峻挑战的时期,但情况很可能会不断改善,中长期前景值得期待。

  (作者系华安基金投资研究部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