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我们迎来了国内第一只开放式基金——华安创新发行十周年。十年前的一次探索，彻底改变了基金业的发展路径。如今，开放式基金产品已接近1000只，基金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一种基础性的理财产品。作为当时华安创新的产品设计者之一，我深感欣慰。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只能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只有很少的机会能直接参与历史的缔造。所以，当这样的机会来临时，千万不要错过。

　　从悉尼奔回筹备组

　　2000年10日1日，我躺在悉尼奥林匹克公园里的大草坪上，手里拎着啤酒瓶，和一帮朋友庆祝中国在悉尼奥运会上获得的第16块金牌。这时手机突然响了，电话那头是我当时的领导、华安基金公司的韩总：“快回来准备材料，证监会刚通知，海外专家评审组要来检查了。”

　　我当时担任华安基金的研究部副总经理，兼任开放式基金筹备小组负责人，主要的任务是在数十家基金公司的竞争中，为华安获得第一只开放式基金的发行牌照，而这次海外专家组对各家公司的评分结果将是决定性的。6个小时后，我和太太已经在赶往机场的路上。路边，奥运会的马拉松比赛正在精彩上演，耳边是太太不满的抱怨声。要知道，我们这次在悉尼一共才呆了不到30个小时。

　　回到上海后，我当天就归队，与华安团队的其他成员进入了筹备的冲刺阶段。华安基金对开放式基金一直非常重视，很早就开始布局。当时的市场状况是，“老十家”基金公司管理着500亿左右的基金产品，但都是封闭式基金，大家对开放式基金的投资、市场和后台运作等都处于理论研究阶段。华安在1999年由常务副总邵杰军牵头，我从各部门抽调了5、6个精兵强将，又从外面招聘了几个应届毕业生，总共不到10个人，找了间大会议室，算是把筹备班子搭起来了。后来我算了算，这批人的平均年龄不到28岁，第一只开放式基金就是在这批年轻人的手里诞生的。

　　那年的“十一”长假刚过，海外专家评审组在证监会官员的带领下如期而至。专家组主要由港台地区熟悉开放式基金运作的各方面华人专家组成，主要来自怡富、汇丰、道富、施罗德和景顺等各大基金机构。

　　海外专家组的评审分为两轮，华安最终以综合的得分优势获得首家发行开放式基金的资格。历史选择华安第一个站在了起跑线上，而我们团队的新任务是成功发行首只开放式基金，代表国内基金业走好第一步。

　　力保平稳发行

　　一年以后，2001年9月11日的夜晚，我坐在上海市仙霞路18号当时交通银行(601328,股吧)总行一个不起眼的小会议室里，旁边是时任交行托管部总经理的谢红兵，桌上堆积着交行各分行送来的报表，电话正不断从各地打来。这里是第一只开放式基金的“前线总指挥部”，当天正是华安创新基金发行的第一天暨预约发号日。

　　在获得首发资格后，华安筹备组工作的重点就转移到了基金的成功发行上。第一只基金正式命名为华安创新，虽然名义上指该基金将主要投向创新类上市公司，但更多的意喻是中国基金业的一个重大创新之举。当时，证券市场的规模还很小。我们测算了一下，华安创新最多发行到50亿份就要封闭，盘子再大就难以操作了。考虑到当时市场上的投资者以个人散户为主，普遍对开放式基金缺乏正确的认识，所以我们非常担心限购的决定会导致当年买股票认购证一样的狂热场面，进而引发不必要的社会震荡。因此，华安创新的平稳发行成了头等大事。好在我们的发行合作伙伴交通银行非常配合，在很短的时间内拿出了多套发行方案并进行了全行动员。最终，我们确定了“先预约再缴款、预约先到先得”的发行方式，预约日确定在2001年9月11日。

　　事实证明，这种谨慎是完全必要的。华安创新的发行已经上升为一个社会性的重大事件，远远超越了华安和交行的能力范围。为确保发行的平稳，上海市政府和其他12个参与发行的省会城市的有关部门都积极介入，动用了大量的警力等社会资源维持秩序。各地的体育场馆、电影院等大型基础设施被辟为领取预约证的场所，以此疏散可能的巨大人流。9月10日下午，各场馆开始出现排队的现象。11日一大早，我在上海的黄浦区体育馆和浦东源深体育场都看到了很长的“人龙”。这些人大部分成了中国第一只开放式基金的“吃螃蟹者”。

　　11日夜晚，在交通银行的发行指挥中心，各地传来的消息都传递了同一个信息：发行非常成功，预约证已被全部领取，整个过程有序而平稳，没有出现任何社会性事件。

　　在成功发行第一只开放式基金后，我们的团队没有停止创新的步伐。我们陆续推出了第一个定期定额计划、第一个指数基金、第一个网上购买基金的“银基通”电子商务平台。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我深信，见证历史的机会很多，但创造历史的机会绝少，所以当这样的机会来临时，一定要珍惜和把握机会。
 

　　（作者：好买基金执行董事、总经理 杨文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