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5月通胀率继续走高，当月CPI同比为3.6%，PCE物价指数同比为2.5%。令人注目的是核心CPI和核心PCE均维持了快速回升的态势，向美联储定义的合意通胀水平逼近。我认为在中国出口价格走高、油价和食品上涨扩散，以及房租价格走高的推动下，美国的核心物价还会继续走高，并成为约束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主要因素。

美国5月私人收入和支出继续表现出偏弱的状态。私人收入同比增长4.5%，相对于历史回复期增速仍然偏低，而且私人收入对于政府转移支出仍有较高的依赖。扣除通胀后的真实工资增长很慢。由于收入增速不高，私人消费增速相比历史类似回复期也处于相对疲弱的状态，尤其是服务消费仍然很低靡。私人储蓄率保持在5%左右，消费者信心指数再度回落。

房地产市场仍然没有起色，5月份新屋和二手房销量继续在低位徘徊，营建开支也继续缓步走低。这主要是受政府营建支出下滑拖累，私人营建支出则继续低位徘徊。房价虽然环比小幅提高，但尚不足以显示出走低趋势扭转的迹象。

周五公布的ISM指数小幅回升，但仔细观察却发现其实数据并不好。新订单、产出、就业这三大指数的回升相当微弱，总体指数的回升主要是库存指数比较显著的回升所带动的。从六大制造业调查指数看，呈现出升降不一的状况，表明在前期大幅回落后的回升势头却很弱。

欧元区6月制造业PMI降至52，为2009年12月以来最低，各国的指数均走低，且意大利、西班牙跌破50。对于欧元区，我的观点仍然是：减速。一方面，欧洲债务危机国家继续进行严厉的财政紧缩，压制经济增速，另一方，对于欧元区增长的火车头德国，随着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放慢、美国经济前期的增长放慢，以及欧洲债务危机国家的紧缩，德国的出口将会放缓。

希腊债务危机方面，希腊国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政府提出的财政紧缩方案，为欧盟和IMF提供资金援助扫除了法律障碍。形式的发展符合我们关于危机是“口头上的危机”的判断。但是，希腊民众的示威抗议激烈，希腊社会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财政紧缩方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执行，其效果将会如何，仍值得怀疑。债务危机度过了一个时间窗口，走向下一个时间窗口，黑天鹅事件出现的风险被向后推延了而已。

中国公布了6月PMI数据也不佳。汇丰PMI大幅下跌，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PMI季调后在基本维持在较低水平。而且从新订单与产成品对比看，工业产出增速仍处于下行压力中。另外，出口指数基本平稳但季调后也维持了小幅走低的趋势，暗示出口增速将会继续小步回落，而高盛全球经济领先指数也发出出口增速会减弱的暗示。另外，PMI中购进价格指数环比大幅回落，但同比基本持平，暗示PPI可能会不像市场预期的那样显著回落，而是保持基本平稳。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个税起征点将从现行的2000元提高到3500元，将现行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调整为7级，第一级税率从5%下调为3%。财政部测速啊，静态看个人所得税收入全年减收1600亿左右，今年的减收大概是530亿。所得税的调整相当于进行了减税，这和之前实施的进口成品油关税下调一起，成为近期出台的第二个财政扩张措施，尽管两者都带有制度改进的含义。这对于调节中国收入分配关系、降低通胀压力、刺激经济增长都是有利的，尽管力度上都属于微调。

本周审计署公布了地方政府债务的摸低情况，同时媒体也报道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出现质量问题，带动了关于中国经济“硬着陆”的诸多担忧，尤其是在海外。我认为上述担忧有明显的夸大。一方面，即使按照最宽的口径计算，中国政府债务率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仍属于中等水平，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债务具有鲜明的生产性资产对应属性，并不是对应着消费活动，因此随着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自我清偿能力。因此偿付能力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体制和规则的建立。中央既不能把地方政府债务一背了之，也不能放任地方出现显著的不良债务增加，因此将来必定是在中央、地方、银行之间进行逐笔博弈，并伴随改进财政体制、厘清地方职能等进程。所以未来这个问题会在模糊中反复冲击市场，尤其在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中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