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2011年通胀形势并不可怕 继续加息不利中国经济
在目前的物价上涨压力下,央行提高银行准备金和升息无疑是对的,对抑制目前的CPI上涨势头肯定有直接作用,但基本上是治标不治本的“堵”的办法,且可能会伤害实体经济部门,尤其是资金短缺的中小民营企业,且不利于股市二级市场,可能会让上亿股民的资产继续缩水。因而,央行继续提高准备金率和加息,并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我们最近的分析和讨论也发现,除了加大进口外,把当前中国经济体内巨大的流动性引入股市二级市场这个“池子”,使中国股市进入一个健康、稳定和长期的繁荣(而不是暴涨和暴跌)的轨道,才是目前中国经济体内已经创生出来的巨量流动性的一条可行的化解之道。这样一方面能达致民富的目的,促进国内消费,另一方面又可以消解目前中国经济体内巨大的流动性,让CPI涨幅保持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从“货币内生论”的理论视角来分析目前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进程,可在逻辑上推导出,近年来股市一级市场的巨量IPO的“开闸引水”和已上市企业的再融资,在目前非但没能吸收已经创生出来的M2,而实则是与房地产价格暴涨一样快速增加了一些商家和个人的资本资产头寸,直接创生了更多的“流动性”,因而在目前看来实在是决策层在权衡是采取“堵之法”还是采用“疏之道”来治理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时在短期所应竭力避免的。
近几个月来,中国财经媒体乃至社会各界最热的话题莫过于通货膨胀和房价问题了。时下,学界和社会各界一般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即流动性泛滥。不少人相信,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金融危机期间发行的太多货币,带动一系列资源价格上涨,从而最终导致消费品物价上涨,在中国又同时导致房价上涨几近“失控”。上述观点还认为,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CPI“抬头”或言“翘尾”,最根本原因是近些年尤其是2008年以来央行“货币超发”的直接后果,甚至有媒体人士甚至夸张地计算道,近些年央行超发了43万亿货币。
在2010年12月中旬的一次电视访谈中,当记者问起央行行长周小川先生是否存在着货币超发问题时,他直接否定了这一点。当然,周小川行长也承认近些年广义货币增加太快,但他认为,高储蓄国家和低储蓄国家的广义货币占GDP的比重不一样,尽管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已经达到1元GDP有近两元的M2了,相比之下美国1美元GDP只有0.6美元多的M2,但是,由于中国是高储蓄国家,又是间接融资,广义货币占GDP的比重就高;而美国是典型的直接融资国家,M2占GDP的比重应该就低,因而拿中国的M2占GDP的比重与美国的比不太恰当,由此他认为不存在央行超发货币问题。
一些中国顶尖的金融理论家,同处在中国决策层的经济学家,在近些年中国决策层到底有没有超发货币问题上会有截然相反的判断。这一事例说明,在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其未来走向的判断上,中国经济学家们之间实际上存有很大差异,即使在一些事关宏观经济走向的重大决策的认识和主张上,中国经济学界乃至处在中国决策层的经济学家们也时常有相当大的分歧。
要对目前举国上下所关注的通货膨胀问题有较为清醒地认识,我们这里还是先回顾一下近几年中国宏观经济动态以及决策层的货币政策变动轨迹。
大家可能还记得,2007年下半年之后,CPI曾有过一段较快的上涨时期。当时决策层就有些担心,怕通胀失控。从2007年下半年一直到2008年上半年,央行6次加息、12次提高银行准备金率。2007年9月,我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访谈稿“如何看待近来的物价上涨”,在文中我表示对当时的通货膨胀问题没有那么悲观。
为什么有那样一个判断?我的观察是,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2007年上半年近8年时间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而且主要是实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其增长速度估计还高于统计局的数据。在这段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期间,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一个很值得深思的现象,那就是经济高速成长,但物价涨幅却很低,甚至有两年出现了所谓的“通货紧缩”。但那几年,我甚是担心中国经济“高度亢奋”。故当2007年出现通货膨胀时,我的心反而放了下来。学过现代经济学的都知道,当一国经济高速增长时,往往伴随着物价上涨,宏观经济学中的菲利普斯曲线,实际上展示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经济高速增长时,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品需求都比较旺盛,工资会上涨,失业率会下降,PPI和CPI会上涨。但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的数年中,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出现了“通货紧缩”,即CPI没有怎么涨,反而有时是负的,这是怎么回事?当时我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当时正处在一个经济全球化加速时代、中国市场经济初步形成这一特殊时期和特殊发展阶段上的高速增长状态。
现在我的整体判断是,2011年乃至今后几年中国的CPI涨势,可能没有像一些经济学家所预期的那样悲观。这几年我一直主张,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要注重连续性,不能老是折腾,大起大落,宏观政策,包括货币政策,不能上个月松,下个月就紧,常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我们这个有近40万亿元GDP的大经济体,也经不得这样折腾。在中国经济有近10个百分点的年增长率的情况下,有个5%以下的CPI上涨,没什么好怕的。目前最需要做的,是首先要把这几年M1和M2快速增加的原因和机理弄清楚,才能做出合宜的宏观经济决策。不然,政府老是满头大汗地老是紧握宏观经济的方向盘不放松,今天调控这个,明天刺激那个;宏观政策今天紧,明天松,多累!政府要尽量让经济自身去自然调整,尽可能把调整留给民间,留给企业,留给市场。现在整个经济都市场化了,不能老是政府在那里打那种“计划经济时代的拍子”,不断地指挥和命令经济,天天在那里搞“宏观调控”,不是“调”,就是“控”,这还了得?这样长期下去,中国经济会被折腾坏的。前些日子,我说“无为也是个宏观政策选项”,正是说的这个意思。
如何看待未来中国的物价上涨走势?我觉得关键还是对先弄清在中国经济这个特殊发展阶段上货币化加速和CPI波动之间关系的机理。现在主流的且占支配地位的观点还是货币主义的,即认为通货膨胀说到底就是个货币现象,意思是说,只要是货币发多了,CPI一定会上涨。但是,这几年我一直讲这样一种观点:尽管从长期来这看可能没错,但在一定时间并不一定是这样。现在的关键要弄清货币尤其是M1和M2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弄清了这一点,才会发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上,即使广义货币(M2)增加许多了,却不一定就立即且完全传导到CPI上。过去两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动态演变轨迹,也说明了这一点。
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物价的上涨的预期似乎也有点太过度悲观了。比如有经济学家认为2011年中国的CPI涨幅会超过7%,甚至有经济学家惊呼2011年中国的CPI会超过10%,这样的预测,有点高得太离谱。我是做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是外行,但我的直观感觉没有那样严重。2011全年中国的CPI会超过5%?现在看来也不好说。现在决策层不是讲“要管理好通胀预期”么?经济学家们的预期,都高得这样离谱,还怎样管理?再说,现在是网络社会,是市场经济时代,通胀预期,既然是“预期”,说来又是政府管得了的事么?政府还要管住人们的思想和意念不成?对中国经济学界来说,当下最急迫的,是要理清目前主要由71.38万亿各类存款所主要构成的这近73万亿的M2是如何创生出来的,然后才能冷静地探寻这巨量流动性化解之道,而不是慌乱地游说央行不断提高银行准备金率和再加息。
(本文原载于《东方早报》,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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